申纪兰举起的手，就是一部共和国前进的历史

申纪兰去世了。刚看到消息时，我想起的第一句话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的人生警句：“一个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

申纪兰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她当人民代表的时间。从1954年到2020年，她一直担任这一角色，是中国唯一一位从第一届连任到第十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

6月28日凌晨，申纪兰在山西省长治市病逝，享年91岁。

我不知道申纪兰最后留下的话是什么，但是，奥斯特洛夫斯基借保尔之口说出的下半段名言，完全可以被看作是申纪兰的心里话：“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新中国成立于1949年，由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1949年至1954年期间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因此，第一届全国人大的任期从1954年至1959年。申纪兰就是从1954年开始了跨越66年的人民代表人生。

从1954年到今天，中国发生了多少大事？如果说普通人只是作为一份子，在历史长河中充个显微镜都看不到的数的话，那么全国人大代表，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的代表，则是在亲历历史，怎么说也比一般人凑得更近，仔细端详过历史。

从不同角度看历史，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在金一南教授的著作中，这段历史被描绘为“波澜壮阔”；如果换成小平同志的子女，则会从父亲的一生中得出“起起伏伏”的结论；如果你是经历三次平反，才彻底澄清历史问题的胡风的后代，你就会道出“往事并不如烟”的慨叹；如果你是单臂高举国旗拍电影的吴京同志，则必定会说，这么牛的护照你们谁有？犯中华者，虽远必诛！

对这段超越半个世纪的历史，申纪兰有自己的理解：骑着毛驴然后几次倒车到北京参加第一届人大会议时，她感觉“人民当家作主了!”；对自己的任务，她的理解是，“当人大代表，就要代表人民的利益，代表人民说话，代表人民办事”；在和于敏、孙家栋、屠呦呦等科技大家一起被授予“共和国勋章”后，她说：“党需要我，我就要一直干下去，听党话、跟党走，是我一辈子的承诺。”

阿甘曾说，做兄弟不易。其实岂止做兄弟，做民意代表同样不易。这个不易，不仅是指像西方那样要参加竞选，而且还有好多幺蛾子，比如，真由美因帮助受政界黑幕人物诬陷的检察官杜丘逃避警方追捕，父亲参选北海道知事的事情就因此泡汤了。

就算当选不是问题，只是参加会议，讨论大事，举手表决，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第一届全国人大期间，“反右运动”是一件大事。这场始于1957年的大型政治运动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大批党内外人士被确定为“右派”身份，后来的统计数字显示，全国被划为“右派”的有55万人，有40万到70万知识分子并下放到农村或工厂中进行劳动改造，总计约140万人遭到批斗和迫害，部分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被迫害致死。

“同志们说，你是党组领导的秘书，你不跟党组提意见那谁提啊？一定要我提。我就在局里面讲了3分钟，但出言不慎。在10月份以前大家都觉得我的意见提得不错，到10月份以后就说你这个意见要重新考虑，到1958年1月就把我划为右派了。”

这是朱镕基的原话。后来，朱镕基被撤销副处长职务、行政降两级，好在被开除党籍之后，还继续留在国家计委工作。

作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能避开“反右”这个重大议题吗？朱镕基只讲了3分钟，就惹上麻烦，连党籍都丢了，可见国家对这场运动的高度重视。

全国都在搞，申纪兰也免不了俗，她也要面对这个议题。第一届全国人大的第四次、第五次会议，恰好是在“反右”运动期间举行的。

第三届全国人大是最反常的一届。在迄今为止的十三届人大中，除了第四届全国人大因为处于调整期，任期只有三年，其他均为五年任期，而只有第三届全国人大任期最长，从1964年直到1975年，存在了11年，而申纪兰的个人历史中，这届人大代表当的时间也最长，66年当中，有11年都是给这届人大干的。

这不奇怪，反常的年代必有反常的任期，而作为人大代表的申纪兰也必定面临反常的议题。

第三届全国人大用了最长的时间，开了最少的会。因为文革爆发，第三届全国人大只在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间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也是最后一次会议，随后就成为定格。

那个年代，一般人去趟北京不容易。申纪兰肯定到过好多次北京。在担任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期间，她进过几次北京，恐怕没人能给出准确的数字，但是，作为这届人大代表，她也只进京开过一次会议。

文革始于1966年，在整个第三届人大期间，全国都在搞文革。

“第一次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是骑着毛驴从村里出发的。当时，用了7个小时才赶到长治，然后转乘卡车、火车，最后到达了中南海的怀仁堂。”2009年国庆前夕，申纪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感慨道。

可是，在担任三届人大代表期间，这样麻烦的行程就免了，因为开会已经被革命所取代。不过，会虽然只开了一次，但是大事却发生了很多。

1967年1月上海发生“一月风暴”，标志着全国范围的“夺权”行动开始。数日后，山西也开始效仿，“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宣告成立，后数百人冲进省委、省人委、中共太原市委、太原市人大常委会的办公大楼，抓人抄家、抢夺印章、查封办公室。随后发布第一号通告，宣布“夺权”取得成功。

当时，山西省委第一书记是卫恒，他和申纪兰同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但是同人不同命，文革开始后，卫恒遭到揪斗。山西省委被“夺权”后，他被单独关押。1967年1月30日自杀身亡。而在随后公布的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9人名单中，就有陈永贵的大名。

同去北京开过人大会，自家的省委第一书记，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申纪兰不可能不知道，但是她当时是怎样的心情，人们无从知道。

1969年11月12日凌晨，申纪兰举手选出的刘少奇在河南开封病逝。13日午夜，开封东郊火葬场的师傅只知道烧了一个叫“刘卫黄”的人，死因是“病死”，职业是“无业”。火化后，刘少奇的骨灰被放在一个普通的木质骨灰盒里，长期搁置在骨灰陈列室第124号框格里，无人问津。

非常年代，非常套路。专案组的人在填写火化单时冒用了刘少奇儿子刘源的名字；提供虚假信息，如说死者是因“烈性传染病”而死，以及将担任过最重要公职的人，说成是“无业”，更重要的是，连人名都是假的，据刘少奇次女刘亭亭说，“刘卫黄”是刘少奇早年曾用过的名字，外人很少知道，但是，专案组知道，因为它代表组织。

1975年，申纪兰再次当选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这次，她也是像上次一样，只到北京开了一次会，即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会上，张春桥做了修改宪法的报告，正式废除了当年刘少奇所担任的那个职务。就像在1959年举手选举刘少奇担任这一职务一样，这次，申纪兰举手废除了这一职务。

从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开始，尤其是1979年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之后，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申纪兰和全国人民一道，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以饱满的热情奋斗在“希望的田野”，在“春天的故事”中，在“中国梦”中，继续履行一个人民代表的神圣职责。

很少有人想起申纪兰和陈永贵的联系。他们都是山西农民，全国劳模，全国人大代表，前者担任过中共平顺县委副书记，后者担任过中共昔阳县委书记，妥妥的农民县领导。

尽管两县相距不远，但是，陈永贵和申纪兰的境界还是有很大的距离，尽管陈永贵后来曾高居国务院副总理的高位，经常头上包着毛巾会见外宾，但是，他的思想深处还是很死板，为此，还曾受到小平同志的严肃批评。

2007年9月号《共产党员》杂志发表了《邓小平应对陈永贵时的深层考量》一文，其中写道，在邓小平复出前夕，陈永贵曾对华国锋说，华主席，你可千万不能把邓小平解放出来，他要解放出来，人家会说我们是毛主席的叛徒，是背叛了毛主席事业的。再说，邓小平出来了，能把你放在眼里吗？

1980年1月，在一次国务院会议结束之后，陈永贵对邓小平说：“小平同志，这些日子你天天开会，不断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点子，我有点接受不了。我想问一下，你究竟还执行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究竟还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还算数不算数？”

邓小平听了，很严肃地说道：“你以为现在还是‘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吗？提的问题这样可笑，简直像三岁的孩子那样的幼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我是最有资格讲这种话的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我最有发言权。你才加入共产党有多久呢？永贵同志，我希望你还是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首先检查一下自己吧。”

不懂得变通当然不能适应新形势。1980年9月，第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了陈永贵关于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之后在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陈永贵曾经为“四人帮”辩护，批评改革开放政策，虽然后来思想有所转变，但是时过境迁，他已经离开政界，成为北京城里的一位农民大叔了。

可是，申纪兰就不同，她总能与时俱进，不断适应新形势。解放初期，男女平等是个大事，申纪兰当时还是西沟村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副社长，她发现了男女干同样的活收入却不同的不合理现象。当选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后，她所推动的、曾被人民日报报道过的男女同工同酬正式写入宪法。

建国初期，倡导男女同工同酬，为新社会注入新的元素；文革期间，投身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等到四人帮倒台、拨乱反正后，又积极支持改革开放政策。在每一历史阶段，申纪兰总是紧跟时代，与时代脉搏一起跳动，时刻牢记人民代表的神圣使命。

新京报在6月28日的《申纪兰逝世》中有这样一段恰如其分的描述：“1954年开始，申纪兰连任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从当年辫子上扎着蝴蝶结的青年，到皱纹爬满额头的九旬老人，她见证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诞生与成长，因此被称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常青树’‘活化石’。”

回忆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投票的经历，申纪兰曾说：“选举国家新的领导，是这次大会的重要任务。我想，自己是人大代表，就一定要代表人民，选出人民的主席。“

”每天夜里我都认真地练习画圈儿。刚开始怎么也画不圆，着急得手心都出汗。我认为这个很重要，只有把这个圈儿画得大大的、圆圆的，才能表达出我和大伙的心愿。”

这个圆圈儿在申纪兰心中有千钧之重。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圆圈儿，而是神圣的责任！

“能当上代表，那可是不容易，那是人民对我的信任。”这是申纪兰的心里话，她用一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没有辜负人民的信任。就像她自己所说：“我必须把这个代表当好了，把群众的声音带到中央去，把党的声音带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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